采访谷歌无人车之父Sebastian Thrun：自动驾驶的雄心壮志_当前信息
Sebastian Thrun 塞巴斯蒂安·瑟伦,是一名创新者、企业家、教育者、计算机科学家,卡耐基梅隆大学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谷歌副总裁、Google X秘密实验室创立者，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先驱。以下是罗兰贝格《思与行》杂志对他进行的专访。
作者 史蒂芬·豪雅（Steffan Heuer）
图片 大卫·马格努森（David Magnusson）
(资料图)
2005年10月8日，星期六，是被载入史册的一天。那天早上，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首次自动选择了一条险峻的路线，穿越了内华达州的沙漠。它赢得了被五角大楼的创新部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称为“大挑战”的比赛。装有传感器的越野车“斯坦利”越过终点线，不仅使德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塞巴斯蒂安·瑟伦和他的团队一举成名，也被普遍认为是将自动驾驶汽车从科幻小说的幻想变成真正科学现实的关键事件。机器人汽车突然间的触手可及，吸引了汽车和IT从业者数十亿的投资，并建立了数十家初创企业。
可以说瑟伦功不可没。现年54岁的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使能看、能思考、能驾驶、甚至能自己飞行的技术成为现实。这种技术赋予了用户被瑟伦称为“超人”的品质。2003年，他从位于匹兹堡的传统机器人中心地卡内基梅隆大学搬到了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作为硅谷中心的一名学者，进行创业是不可避免的，瑟伦也不例外。作为谷歌X实验室的创始人，他是这家搜索巨头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努力背后的主导者，这个企业最终成为Waymo公司。特伦还在使用AR增强技术但销量惨淡的谷歌眼镜项目以及谷歌街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路走来，瑟伦还抽出时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从一个名为Udacity的在线教育平台到一家名为Cresta的人工智能公司。该公司以与客户沟通为目标，向呼叫中心代表温和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最新篇章中，瑟伦将他对智能机器的愿景带到了空中。他目前是Kitty Hawk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推出的个人空中出租车的先驱之一。在与《思与行》的视频访谈中，这位计算机科学家在他旧金山的住所中谈到了他进入商业世界的方法，他对小团队的偏爱，以及为什么技术变革发生得不够快。
你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且可以在商业世界中应用的东西是什么？
作为一名科学家，你愿意在新数据到来时改变你的想法。这是一种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对进一步探清真相很重要的品质，但在公民社会的其他部门，例如政治，通常并不受欢迎。作为一个学术界人士，这也有助于你形成一种天生的好奇心。你一直在寻找更深层次的洞察力，更深层次的智慧，而这一点在企业家中发挥得非常好。
相比之下，有哪些事情是学术界没有为你准备好的，而当你进入企业时，必须学习、自学或寻找导师的？
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事情之一是管理他人。不仅仅是管理研究生，即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管理团队，有时甚至超过1000人。协调数量庞大的人群是一个挑战，而作为一个教授，你在“象牙塔”里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你参与的是你同事认为有趣的课题，但不一定是改变世界的课题。
如果回顾你工作过的各种公司，从Google X和Kitty Hawk到你自己的创业公司，贯穿所有这些公司的统一理念是什么？
有两个理念可能最能体现我的特点。第一，我真的想通过我的工作让世界变得更好，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全球都能获得教育机会。但我也总是想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沉浸于有学习机会的环境之中。这意味着我倾向于做我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我擅长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挑战的事情给了我成长的可能性。
你如何去寻找你认为有潜力，以及可以把你的努力变成商业上可行的领域？
我思考过程的第一部分是探究是否有伟大的、可能的新技术可以用来改善非常低效的东西。以教育为例，我认为，我们在斯坦福这样的地方提供教育的方式是低效的，因为它没有覆盖到整个世界，而且教学[少数人]是非常昂贵的。这种洞察力成为了一种指引。我经常在年轻的学生中发现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爱上了技术，然后想围绕它建立一个公司。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最好的，而它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你是一个技术专家，但听起来你好像是从人类利益方面来挑选商业投资的。
我在交通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动力来源于我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一位高中同学。但在我工作的几年里，我问自己我在解决什么问题，即让交通更安全、更方便。然后我恍然大悟，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技术解决方案。就在那时，我转到了小鹰城，那里希望将交通在空中发展。突然间，我们有了充足的空间，在那里你是十分安全、快速和环保。这是一个例子，不仅是我自己， 而且还代表我的商业伙伴拉里·佩奇（谷歌联合创始人）的言论。我们的思维是通过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而形成的，即我们是否在追求正确或最好的解决方案， 以使交通更安全、更好、更环保。
你曾经在谷歌工作，负责一个大型团队和多个创业公司。哪种经验更符合你自己的风格呢？
我当然更喜欢领导一个小团队，而不是一个大团队。我发现，在一个更大的团队中，有两个复杂的问题。首先，你上面和旁边的管理层，你的同龄人，都是意志坚强、心智坚定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因此，在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你必须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第二， 你不可能与一个大团队中的每个重要人物都有私人联络。你必须每天与那些你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保持一致，这需要极其良好的沟通，而且你必须与你的团队非常清楚。当你的工作转变方向时，这就变得更加棘手了。
你能解释一下吗？
你有一个团队，他们在一件事上团结一致，而现在你必须带着这些人，把他们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几乎就像一个将军在一个战场上作战，但没有成功，所以他撤退，进军到另一个不同的战场。你必须向人们解释发生了什么，说服他们并引导他们。
从你的角度来看，是否有特别的因素使硅谷成为你所追求创新的好地方？
硅谷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但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他们之中不变的话题是如何使世界变得更好。这个地方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它的金融系统使第一次创业的人比较容易为他们的公司筹资。像斯坦福和伯克利这样的地方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涌现出来。
其他地方和当地企业家试图模仿硅谷是否有意义？
是的，世界上充满了创业者。不要忘了，开一家餐馆或干洗店就是创业。每个社会都有机会变得像硅谷一样。这其实是一种心态。我们是否愿意奖励失败的创业者？即使没有成功，我们仍然鼓励他们，雇用他们，给他们钱，并让他们再次尝试。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人们困惑和忧虑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担心机器人会取代我们吗？
我们应该明白，技术进步是自由世界的“DNA”。技术一直在做一件事：它使我们更加强大。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人在田间工作。一位农民能够为一个家庭生产足够的食物。接着，机器出现了，突然间，一位农民可以为数百人提供食物。只有当你认为世界是一个零和游戏时，你才会同情许多失去工作的农民。但是那些本来是农民的人变成了什么？他们现在是航空公司飞行员、软件工程师、牙医、按摩治疗师。几乎所有我们今天的工作在150年前都不存在。我坚信，即使我们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自动处理我们工作中一些比较重复的方面，我们作为人也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只需要专注于技能组合的优化。
让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看一下如今已经取得的进展。许多高管坦言，他们觉得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来得太快了。
让我们来看看我所创造的人工智能的一小部分：自动驾驶汽车。有人说它有可能真正颠覆汽车行业，并将大幅度减少汽车的数量。因此，每当有人因为死于交通事故而举行葬礼时，我都要问自己，改变是否来得足够快。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这种大规模的人类悲剧，让每年有1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总的来说，技术对我们有好处，并使世界更强大。谁不希望家里有电，能用上电话，或者在做手术时有麻醉剂呢？考虑到世界上所有因极端贫困或疾病和新冠病毒造成的大规模创伤，我想问：为什么在寻找治疗方法方面我们不能更迅速一点呢？
公众对科技的态度似乎从欣喜若狂到“科技狂欢”。对于2021年的科技，你觉得这个“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的？
我认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最具变革性的时期。你可以把任何社会的进步看作是人们沟通能力的函数。印刷机使个人有能力通过书籍接触数百万人。随后，电视和广播打开了 “扩音器”，可以向大量的人普及。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教权向世俗权力的完全过渡以及民主国家的崛起，都可以与人们的交流联系起来。然而，这仍然十分昂贵。只是现在任何有能力沟通的人都可以在网上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听众。你无需支付任何钱，并且反而能够经常从中获利。从用户在亚马逊上分享感想，到人们在缅甸组织起来，你可以随处看到这种影响。
...但所有这些平台都受到了假新闻、宣传和用户激进化的困扰......
诸如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通过人们收集和发布他们所认为的新闻，已经成为新闻机构。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分辨真假。这是我们必须学会处理的事情，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以前也不得不这样做。当书籍刚出来的时候，像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国家认为印刷厂是邪恶的。而那些允许印刷书籍的国家必须学会区分真相和虚构，使伟大的新闻机构成为信任的参照物。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信任的来源。虽然技术肯定是一个推动因素，但我绝不会把如此大的社会问题仅仅归咎于技术。
关键词：